走向世界：當代中國佛教應有的自信與擔當

當代中國佛教，一直在努力地走向世界。從“黃金紐帶”的提出，到4次世界佛教論壇的舉辦，都標志著當代中國佛教已經積極地落實著走向世界的善愿。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讓古絲綢之路煥發新的生機活力，對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這為當代中國佛教“走出去”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但機遇與挑戰從來都是共生并存的，我們必須直面現實，理性思考。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給整個中華民族明確了一個高遠的奮斗目標和輝煌的未來。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深入推進，世界上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鋒日益凸顯，世界各國通過世界市場、全球性問題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我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奮力前行的同時，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著眼于本國、本地區的發展與未來，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夢想。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夢是世界夢的有機組成部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夢想殊途同歸，共同指向人類繁榮美好的未來。中國夢的實踐與實現，將促進世界上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從而為不同文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夢植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崇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同時，倡導天下為公、追求天下大同。這些優秀思想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建構提供了豐富養料，使中國夢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血脈相連。中國宗教也植根在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之中，彰顯著中國人的文化信仰，同時，也構筑著世界宗教文化信仰的精神，推動著世界宗教信仰的健康發展。這是歷史的事實，更是未來的前景。因此，中國宗教界應當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展現出世界視野；應當具有系統的全局觀念，樹立博大的最高追求。這就是說，中國宗教界要敢于面向世界，自信、自尊、自立、自主、自強，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積極傳播富有中國特色的信仰理念與信仰精神，乃至成為引領世界宗教文化信仰健康發展方向的有生力量，展現出豪邁之風采。

同時，全球化也為包括佛教在內的中國文化的世界性視野提供了機遇和挑戰。全球文化實際上是文化個性在全球化進程中尋求文化的共性，使蘊涵的共性潛質發揮世界性價值。這種關于全球化的認識，有助于拓展中國佛教走向世界的廣闊視野。

其實，若從歷史的視角看，中國佛教早就“文化全球化”了。但是，就現實的視角看，中國佛教尚未展示出應有的風采。其原因是復雜的，但面對風勢強勁的西方文化的沖擊，中國佛教界缺乏自信與自尊，或許是重要的內在因素。因此，中國佛教界的自信與自尊，成為了中國佛教在世界上發揮更大、更積極作用的思想前提。

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中國佛教，進而傳入東亞、東南亞，在印度佛教衰落之后，成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在東方各民族、各文化系統之間廣泛地交流傳播，使古代東方成為一個文化上統一的整體，佛教智慧成為東方文化精神。佛教已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之一，曾經對中國社會的歷史與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不過，中國佛教自漢唐及元、明、清，由盛轉衰，漸漸淡出了社會主體文化。近現代以來，中國佛教由于長期處于內憂外患之中，表現出“自我消遣”的被動狀態，缺乏走向世界的胸懷和氣魄。佛教界固守著傳統的惰性及不良傾向導致的信仰主體的缺失，使中國佛教在面臨機遇與挑戰之時，尚顯力不從心。這是中國佛教界要理性面對并切實改變的事實。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佛教也與時俱進，以嶄新的姿態邁向全世界。面對世界的不安定、不和平以及人心浮躁、道德淪喪等嚴峻現實，中國佛教界應勇敢地站出來，承擔起歷史責任。我們知道，中國佛教一直扮演著友好使者的角色。30多年來，大陸佛教界與臺、港、澳地區佛教界密切往來，起到了國家統一“佛教先行”的作用。同時，中國佛教界還積極加強與周邊國家，特別是日本、韓國與東南亞國家佛教界的友好交流。1993年9月，趙樸初提出了中、日、韓三國佛教界“黃金紐帶”的構想，至今已經擴大成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各國的“黃金紐帶”的友好關系。同時，當代中國佛教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就是連續4屆世界佛教論壇的隆重舉辦，并且取得了圓滿的成果，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是當代中國佛教走向世界、積極投身于推動社會文明與維護世界和平的標志�？梢韵胍�，隨著世界佛教論壇以及其他世界性佛教會議的持續舉辦，中國佛教必將不斷深化和推進“和諧”、“和平”的世界性命題，為增進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減少文明隔膜與沖突，作出更大的貢獻。

2014年4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從“推動文明交流互鑒，需要秉持正確的態度和原則”，談到中華文明發展的過去與未來�！皩�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同時，他指出，“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敝腥A文明不僅是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相輔相成的結晶，也是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異花授粉、相融相攝的結果。因而，其多元多彩、平等包容、和諧仁愛、積極向上的品質，彰顯了中華文明的文化精神與時代風貌。這種文化的精神與特質，讓我們在推進中華文明邁向世界的進程中，既不能妄自尊大，“必須秉持平等、謙虛的態度”；也不能妄自菲薄，而“生搬硬套、削足適履”。要做到真正的尊重和珍視，“了解各種文明的真諦”，“了解在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边@應當成為佛教界走向世界需要秉持的正確態度和原則。

習近平主席的演講中，較多篇幅論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及其“獨特的佛教理論”，并指出，佛教“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蓖瑫r，中國佛教對東亞文明以及世界文明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也已經是歷史的事實。不過，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習近平主席由陜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琉璃器”引發的“思考”，蘊含著十分深邃的思想，以及迫切的現實期待：“我在欣賞這些域外文物時，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對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滿足于欣賞它們產生的精美物件，更應該去領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滿足于領略它們對以往人們生活的藝術表現，更應該讓其中蘊藏的精神鮮活起來�！本�美的物件固然是文明的載體，固然是“對以往人們生活的藝術表現”，但是，如果只滿足于器物欣賞的層面，那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是十分遺憾的；而應當更加珍視“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并讓這種人文精神“鮮活起來”，“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事實上，面向世界的未來，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東方文化精神，已經越來越引起全世界有識之士的關注和推崇。上世紀中后期以來，深切關懷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未來的人們，本著超拔出自身立場和超拔東西方差異的宏觀精神，在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之間，自由而理智地展開了跨世紀的對話。日本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1928-）與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1889-1975年 ) 、意大利羅馬俱樂部創始人貝�。�1908-1984年）、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威爾遜（1926-），以及前蘇聯莫斯科大學校長羅古諾夫（1926-）、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1923-）、著名國學家季羨林（1911-2009年）等人之間多層面的探討，最為引人注目。對未來世界文化發展趨向，他們總體的觀點是相通的。 

他們認為，西方文化建立在“一神性主宰”的宗教理念上，而演繹出的那種極端利己主義價值觀念，使人們只尊重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信仰者，特定的階級的生存、利益和發展，而且肆無忌憚地毀滅其他生命。然而，東方文化中的“多神教”思想，其實是對一切生命的普遍尊重，又因而轉化成相互友愛的社會倫理。所以，和平的內涵是東方文化最顯著的個性。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與人為善、和睦相處等道德觀念，形成了社會及個人的行為規范。當然，東方文化中的封建性特點，容易產生對個人的創造性的壓抑，也容易導致文化的停滯，這正是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的一個根本原因。不過，穩定才能發展，和平應是發展的目的。因而，未來世界，社會文化發展的重心在于東方文化。其中，佛教將承擔重要角色。

中國佛教源流于印度佛教，但是，已經中國化了的佛教是獨具特色的，這應是我們基本的文化自信。而這種文化自信來自于歷史上高僧大德、圣哲先賢們的精進與智慧，成就于他們的志愿和擔當。他們的智慧與成就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是我們必須珍視和借鑒的資源。

當前，中國佛教面臨這樣的矛盾：一方面，從表象上看，當今的佛教繁榮發展，寺院興建的熱潮此起彼伏，佛教景區的圈建爭先恐后，名山大寺“上市”的呼聲陣陣，開光升座的新聞連連，盛世佛興；但另一方面，從佛教信仰的主體精神上看，佛教界卻日益承受社會詬病的壓力，借佛斂財現象猖獗，假冒僧侶惡俗盛行，正常的佛教事業障礙重重，造成了實實在在的生存與發展危機。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是復雜的。在商業化泛濫的“時代因緣”中，佛教界應當堅守佛教信仰的根本精神和純正的信仰品格，凸顯“人間佛教”化導世俗、服務社會的精神特質。不能徒有其表，而要戒除空談與喧囂，抗拒奢華與低俗，力爭避免被誤解、被綁架、被利用，旗幟鮮明、自立立世�；蛘哒f，佛教界要“重塑形象”，這是能夠擔當社會責任與走向世界的關鍵。

隨著社會城市化發展的不斷推進，都市佛教界信仰行為與品格的“模范效應”也將越來越大。因此，都市佛教界也必將擔當起更大、更多的社會責任。探究都市佛教未來的發展方向，必須固守佛教信仰實踐之根本，可以概括為“三本三要”。其中三本為：終極關懷，信仰之本。終極關懷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質，是宗教發揮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內核。人格高尚，修行之本。信仰是對人類精神追求的整合與陶冶，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出高尚的人格。輔助弱勢，化俗之本。社會現實的苦難，以及人類乃至所有眾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圓滿現象，正是佛教創立的基本出發點。對社會現實消極面的體察與批判，并積極尋求解決的辦法和途徑，是佛教的本色和職責，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所謂“三要”，就是為了能夠固守根本，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必須處理好的三個重要問題：媚俗與庸俗化問題。主要針對都市佛教活動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現象。不能保持和宣揚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體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與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歷史教訓和被社會輕賤的直接根源。浮躁與貴族化問題。主要針對都市佛教個人修行中的奢靡風氣。勢利與冷漠化問題。主要針對都市佛教徒社會責任中的道德缺陷。

對應于以上所說的“三本三要”，佛教界在落實“人間佛教”的進程中，進一步提升自身信仰觀念與信仰行為的協調統一，要盡量做到以下“三性”：第一，精神品位的超越性。信仰在本質上的一個突出特性就是它的超越性，即信仰將物質世界提升到精神世界，現實世界提升到理想世界，事實存在提升到價值存在。佛教的超越精神不只是對個人安身立命的生存意識的超越和對人類現有生存方式的超越，更重要的是對二元對立的邏輯思維方式的超越。它不是以心靈安寧和以創造性思維為滿足的有限超越，而是以覺悟大千世界本真，馳騁于各種對立之中，更重視自心認同、人性陶冶和道德淳化的無限超越。第二，具體行為的能動性。一種信仰，正是在信仰者精神自主的體驗中，才會使自身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得到肯定與承認。佛教倡導信仰者要“自覺覺他”，就是要發揮能動性，在不斷“自凈其意”的修學中，調適與確立入世的行動與目標。第三，社會效益的普遍性。一種宗教信仰實踐的社會效益，不能只是有益于個別群體或者部分群體，而應當普利群生，使之成為神圣、持久、美好、無限的社會行為楷模。這是中國佛教走向世界的基本保障與內在力量。 

我們知道，民間外交在公共外交中顯得越來越重要，而宗教民間外交也越來越引起重視，甚至被有關國家或社會勢力作為傳輸其政治信仰和利益企圖的工具，通過一些巧妙的方式和途徑，持續地甚或是強力推行。中國佛教“走出去”，為了社會發展與人類和平，積極參與多種形式的世界宗教文化交流與對話，宣傳共建和諧世界的主張，讓世界人民從佛教的視角，感受中國文化崇尚和諧、追求和平的思想精髓與人文關懷，樹立我國和平、開放、包容的大國形象，發揮了宗教在民間外交方面的獨特作用。

相比而言，中國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傳播中的民間外交活動，以往還多停留在傳統的交流形式上。比如，只是停留在某種形式的你來我往，顯得過于“外交化”，而缺乏針對現實問題的深層次交流與探討，往往給人“司空見慣”的感覺，由此造成有關社會人士的“審美疲勞”也是在所難免的。大家希望宗教文化的民間交流“不可走形式主義，一定要精耕細作”，“要立足于長遠，不能急于一時”。其實，中國文化傳播發展歷史中，有很多值得今天學習借鑒和繼承發揚的經驗與榜樣。單以中國佛教為例，就有許多具體的實例。中國佛教主要是在“請進來”與“走出去”的民間外交中，在持續不斷的“求法”與“傳法”的雙向推進中，逐步成長與完善，進而發展成為世界佛教的主體和中心的。以玄奘為代表的求法者和與鑒真為代表的傳法者，他們無不是在博通三藏、精研宗門之后，自覺地將純正的個人信仰轉化成社會擔當，將悟徹的生命智慧升華為文化精神，將深切的人文關懷凝聚成普度眾生的愿行，不只成為“中國的脊梁”，而且也可以說是“世界佛教文化的脊梁”。

佛教《法華經·方便品》中有“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也是啟示佛教信徒們首先有具備弘法利生的大志愿、大氣象。中國佛教“走出去”，不是低級玩賞，不為個人包裝，而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以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類文明為使命。只有這樣的志向，才能走得穩、走得遠。同時，任何一種文化體系都涵蓋豐富，既有與其他文化體系相通的價值取向，也有獨特鮮明的個性特質。在異質文化環境中，要想深入人心、引起共鳴，既要善于“隨緣”，又要堅持“不變”，要能夠形質相輔、突出亮點。就如人與人交流，不但會說，還要會聽，知己知彼，方不失本分。這就需要看清、選準，將資源優勢轉化成“品牌效應”，凝聚持續發展的力量�！按蜩F還需自身硬”，這也是可以用在中國佛教界走向世界并產生正能量的“硬道理”。近年來，中國佛教界開展“教風建設”等活動，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作為一種人生信仰體系，佛教信仰者自身的品格，直接影響著其群體的社會形象。在互聯網時代，尤其值得時時警醒。就佛教而言，“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只有當人格、僧格、佛格三位一體的時候，才能讓人高山仰止、心行相隨，才能事半而功倍，達成自立立世的善愿，在世界上樹立當代中國佛教的美好形象。（文：劉元春 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