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傳播，從來就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原典化，主張要在最初的宗教經典里找到準確的文本依據；二是本土化，注重宗教經典在當地的演化與轉型，重視經典的思想而不甚重視經典的文本。玄奘與惠能，恰好代表了這樣兩種傾向。玄奘所開創的唯識宗，有很強的原典化傾向；惠能則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化。最終的結果，本土化的道路一定會比原典化更受歡迎，更具生命力。而像天臺宗、華嚴宗這樣的宗派，則在這兩種傾向中間徘徊。
李四龍，1969年生，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長、佛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中國佛教史、佛教哲學。著有：《天臺智者研究: 兼論宗派佛教的興起》（2003）、《中國佛教與民間社會》（2009）、《歐美佛教學術史：西方的佛教形象與學術源流》（2009）、《天臺宗與佛教史研究》（2011）、《哲學、宗教與人文》（2004）、《美國佛教: 亞洲佛教在西方社會的傳播與轉型》（2014）等。
禪宗為何會成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本土化宗教？
* 本文選自《唐：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第七章
“佛教與大唐氣象”
作者：李四龍
肉身千年不腐的六祖禪師
隋唐時期的高僧大德，悟性卓絕，垂范后世。不像早期的中國佛教由外來高僧占據主導地位，隋唐佛教的中流砥柱，多數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尤其是禪宗的創始人惠能（638—713），更是佛教中國化的典范。這位傳說目不識丁的和尚，創立了最有中國特色、最有影響的一個佛教宗派——禪宗�！岸U”，因此在東亞社會幾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詞。
惠能，俗姓盧，祖上是河北范陽（今涿州市）人，他父親被貶官到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東）。年幼的惠能很早失去了父親，母子相依為命，傳說靠賣柴為生。年輕的惠能，到一家客店送柴，剛要離開，聽到有人誦經，立即有所領悟，急問客人這是什么佛經�？腿烁嬖V他這是《金剛經》，湖北黃梅的五祖弘忍大師（602—675）在講這部佛經。這位客人甚至還說，弘忍大師常給大家講，“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讀一部僅有五千多字的《金剛經》就能成佛，這對信眾的吸引力實在太大。
惠能禪師的真身 供奉于廣東韶關南華寺
到了湖北的惠能，禮拜五祖，告訴他“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原來，惠能想要成佛，這樣說話的年輕人還真不多見。五祖故意激他：“你從十分邊遠的嶺南過來，也沒有什么文化，平常就是一個砍砍柴的‘獦獠’（古代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怎么就想成佛？”惠能的回答干脆利落，“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的體相雖然和大師不一樣，但“佛性有何差別”？五祖心里明白，來了一個聰明的學生，但他不露聲色，把剛來的惠能安排在后院做些雜活，在碓房舂米。
后來，惠能的佛學體會得到了五祖弘忍大師的認可。深更半夜，師父給惠能單獨講解《金剛經》，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經文的時候，惠能言下大悟。這就是禪宗史上所講的“三更受法”。在弘忍大師的指點下，惠能隨即離開黃梅，一路往南，回到廣東。先和一群獵人混在一起，隱姓埋名十五年。后來到現在的廣州光孝寺，剃度出家，開始弘法，創宗立說。他的法語，被后人匯集成冊，稱為《壇經》。
《壇經》與《金剛經》
印度傳來的佛典包括三大類——經藏、律藏、論藏，即所謂的“三藏”。只有佛陀所說的經典，譯成漢語時才被尊稱為“經”�！秹洝肥俏ㄒ槐蛔馂椤敖洝钡闹袊鸾痰浼�，惠能已被尊為佛陀的化身，應化于世，代佛說法。
嚴格地說，通行的《壇經》并不完全是惠能所說，還包括后代禪師的加工與改編，甚至可以說是南宗禪集體智慧的結晶。最早的敦煌本僅有一萬兩千字，現在通行的元代宗寶本則有兩萬多字，無論內容上還是篇幅上都有很大的變化。據我國當代最著名的禪宗學者楊曾文先生整理，現存的《壇經》版本多達近三十種。最主要的版本有四種：唐代敦煌本，宋代惠昕本、契嵩本，元代宗寶本。保存在敦煌遺書里的《壇經》寫本最接近于原貌，基本上是惠能的語錄；惠昕本大約改編于晚唐或宋初，契嵩本大約成書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整部《壇經》開始分成現在通行的十品�，F在流行的《壇經》屬于契嵩本系統，大約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由當時的光孝寺僧人宗寶進一步改編而成。
唐代敦煌本《壇經》 大英博物館館藏
《壇經》的“壇”，有戒壇也有法壇之意，指惠能在寺院講堂升座說法，授無相戒�！秹洝穮R總了惠能在韶州大梵寺、南華寺、國恩寺的說法。通行的《壇經》分成十品：行由品、般若品、疑問品、定慧品、坐禪品、懺悔品、機緣品、頓漸品、護法品、付囑品，按照佛經的體例編排，戲劇化地介紹惠能從一個不識字的砍柴青年轉變為一代禪門宗師的精神之旅，有條理地講述惠能自己的佛學思想，以及師徒之間的種種問答抉擇。通行的《壇經》雖在內容上與惠能當年的原話有所出入，但更方便我們把握歷史上的禪宗思想。
稍有文化的中國人，大多都會背惠能那個著名的偈頌——“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在北大哲學系有一個傳言，當初馮友蘭先生在“文革”中被批斗時，靠心里默念這個偈頌，化解內心的屈辱。
所有的禪宗史，對這個偈頌的來歷都會大書特書，充滿戲劇性。五祖弘忍有一天突然想選接班人，告訴弟子們，回去每人寫一份心得，誰要是能領悟佛法大意，就把代表法脈正統的袈裟傳授給他。眾弟子實在不敢奢望師父給自己傳法，唯有上座和尚神秀（606—706）是大家公認的高人。到底寫還是不寫，經過一番思想斗爭，神秀不敢把自己的偈頌直接交給師父，最后寫在墻壁上：“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文如其人。一看就知道這位法師平時非常勤奮，但五祖弘忍知道自己的這位高足還沒有悟道，心里還有好多塵埃尚未擺脫。慈悲的弘忍大師勸弟子們好好背誦神秀的偈頌，要以他為榜樣努力精進。當時還在后院打雜的惠能，聽到了小和尚們在背神秀的偈頌，立即覺得寫得不合適，他請人同樣在墻上題寫自己的偈頌：“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若從版本學的角度看，這個偈頌的第三句，在敦煌本里作“佛性常清凈”，語意更通順。不過，改過以后的偈頌，境界更顯空靈。佛教最基本的思想，是講“緣起性空”。萬法都是因緣而起，菩提樹、明鏡臺，所有的一切緣聚緣散，本性是空。照此說來，哪有什么菩提樹？若能覺悟，所有的樹皆可被稱作“菩提樹”。又哪有什么明鏡臺？若能照物，何必枉分有臺無臺？如果能有這樣的理解，一切皆空，本心清凈，一塵不染，哪有什么必要天天擦來擦去？
神秀、惠能這兩個偈頌都很通俗，卻在一前一后展現了禪學思想的重大轉折。神秀代表了專心打坐的佛學傳統，強調本心清凈，但有客塵染污，所以需要“看心守凈”，這是漸修漸悟的過程。但在惠能看來，哪有什么客塵、本心的差別？客塵因緣而起，本性是空；本心亦空，真可謂“本來無一物”。倘若真能覺悟，怎么會有塵埃？惠能的這些思想，提出了禪宗頓悟頓修的法門，發揮了《金剛經》的“無相”論�！督饎偨洝酚幸痪涿�，“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凡能看到、聽到、想到的現象，都是因緣而起的暫時假象，本性是空。所以，不管我們的內心有多少煩惱，實際上都是被這些無謂的假象束縛了。在平常的修行中，我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皆空，本心清凈，怎么還會有煩惱、妄念？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 大英圖書館藏 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從這個意義上說，惠能所講的《壇經》是《金剛經》的讀后感�！秹洝防镎f“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其實是對《金剛經》核心思想的凝練。
明心見性與禪宗
惠能所開創的禪宗，被視為佛教史上的一場革命，既不主張一味地坐禪，也不主張簡單地誦經，而是強調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他說：“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佛�！痹谒磥�，“迷即漸勸，悟人頓修”。他甚至告誡弟子們，在心地不明白的時候，即使學習佛經也不會有幫助。他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保ā秹洝罚�
惠能正式剃度出家，是在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在他進寺院的時候，當時的方丈印宗法師在講《涅槃經》，卻有兩位僧人在辯論——風吹幡動，到底是風動還是幡動？惠能一語道破玄機，“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這是禪宗史上極其著名的“風幡之議”。如果內心不清凈，就會受到外部的干擾，風動幡動都是外在的假象，若能識得一切皆空，哪有什么風動幡動？
光孝寺內的風幡堂 關野貞攝
聽到這番議論的印宗法師，料定是惠能來訪，就問惠能，弘忍大師有沒有給他特別的叮囑？惠能說“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也就是說，弘忍傳給惠能的佛學，并不重視坐禪和入解脫的法門，而是特別關注明心見性，要在當下的一念之間覺悟自性清凈。在此基礎上，《壇經》進一步提出“自性自度”的觀念�；菽苷f，“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在學習的初級階段，確實需要師父的點撥引導，但等到了高級階段，雖然在理論上已有領悟，但最后的覺悟必須要由自己通過具體的實踐去獲得�；菽艿亩U宗，洋溢著一種通過自身努力獲得覺悟的自信，特別強調禪師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梢哉f，這是一種禪宗的人文精神。
從此以后，明心見性，成了學佛的根本與關鍵，也成了佛教對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貢獻。禪宗主張本心清凈，“心”不僅有認識功能，還有本體論上的生滅功能。這種心性論對宋明儒學，尤其是陽明心學的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促成了儒學思想的重大轉型。
不過，學者們普遍認為，惠能在生前并沒有太大的社會影響。當時，率先被列為“六祖”的仍是神秀，而不是惠能，武則天對神秀十分尊敬。約在惠能死后二十年，他的弟子荷澤神會（668—760）北上弘法，開元十八年（730），他在洛陽定南北宗是非大會上，極力批評北宗禪為“師承是旁，法門是漸”，認為只有惠能得了真傳，才能被尊為六祖。經過神會在北方的弘揚，惠能的思想才在北方占據主流，南宗漸成禪門正統，神秀所代表的北宗禪逐漸退出歷史。
在中唐以后，禪宗分化出許多支脈，即“五家七宗”：溈仰宗、臨濟宗、云門宗、曹洞宗、法眼宗，臨濟宗還在宋代發展出楊歧宗與黃龍宗二支。南宋以后，禪宗只剩下臨濟、曹洞兩家，臨濟勢力最盛。而在晚唐五代，禪門興旺，人才濟濟。他們充分演繹惠能的頓悟思想，把禪門修行融入日常生活之中，隨緣任運。禪門的公案故事，含義雋永，膾炙人口，深受大家的喜愛。禪宗，因此成為中國佛教最富活力、最有代表性的宗派，滲透到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思維習慣，特別是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士大夫的審美情趣影響深遠。
《壇經》還記載了許多奇特的現象，主要是各種各樣的預言，學者們普遍認為這是禪宗后學編造的故事。但有一件事情，即使是學者也不敢輕言真假，那就是在現在的廣東南華寺保存著六祖惠能的肉身像，千年不腐。
在佛教里，肉身菩薩也被稱為“全身舍利”，在我國好多地方都有發現，著名的有安徽九華山，另外，山西、廣東、福建、四川等地也有肉身菩薩的記載和實物。南華寺的惠能肉身像，在佛教徒的眼里，代表了六祖惠能境界高深，甚至是他已經成佛的重要證據。
宗教的傳播，從來就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原典化，主張要在最初的宗教經典里找到準確的文本依據；二是本土化，注重宗教經典在當地的演化與轉型，重視經典的思想而不甚重視經典的文本。玄奘與惠能，恰好代表了這樣兩種傾向。玄奘所開創的唯識宗，有很強的原典化傾向；惠能則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化。最終的結果，本土化的道路一定會比原典化更受歡迎，更具生命力。而像天臺宗、華嚴宗這樣的宗派，則在這兩種傾向中間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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